第五章：中國制造業是否會自廢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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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與工業化
第一章：工業化——近代以來中國經濟主旋律及其成就
第二章：盛世危言——中國制造業繁榮下的潛在危機
第三章：前堵后追下中國制造業之困
第四章：升級與轉移——中國制造業突圍之路
第五章：中國制造業是否會自廢武功？
確實，我們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公正，這也是我一貫的主張。但是，我們目前改善收入分配主要只能采取增量策略，通過提高增量中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來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不能對存量大動干戈而冒引發社會震蕩風險。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微觀層次生產環節激勵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不是僅僅激發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積極性而令絕大多數勞動者為之氣結；在宏觀層次擴大有效需求總量，特別是將有效需求集中于國內產業部門而非國外產業部門，從而令有限的消費需求最大限度地發揮拉動國內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所謂“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在大多數時候并不對立，而是統一，我們要防止人為地將這兩者對立起來。
同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2012年經濟增長目標是7.5%，并不等于增長實績一定是7.5%，而是很有可能突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基本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制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的一貫做法是留有余地，除大躍進等特殊時期的少數年份外，幾乎年年如此。這個做法是吸取了蘇聯工業化的經驗和斯大林的建議，目的是避免因無法達到過高增長目標而挫傷國民士氣。1952年9月3日，斯大林與蘇聯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接待就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前來“取經”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會談中，斯大林向與會的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三年恢復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速度為百分之二十，應下降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辦到的原則來做計劃，不留后備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后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斯大林總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額完成，這是一種鼓舞，可增強信心，增加干勁！周恩來也提出“訂計劃要瞻前顧后留有余地”。了解這樣一些傳統，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和預見中國政府的決策。
（四）造就理智產業發展輿論環境
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經濟政策在很多情況下并非取決于官方對經濟原理的理解，而是受制于公眾的態度。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對于富有雄心的政治家而言，即使明知頗有神秘本質而近乎盧梭所謂“共同意志”的“公眾輿論”不可行，與之明確對抗也是政治上不正確的行為，政治上正確的辦法應當是隨聲附和，等待時機調整立場。正如凱恩斯《輿論的轉變》一文所描述的那樣：“近代政治家們的執政手法就是隨聲附和，民眾要求什么，他們也跟著主張什么，所實行的政策也是同民眾所講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們相信，依據愚蠢言論而實施的愚蠢行為不久就會自行暴露，到那時，他們就有機會丟掉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較明智的政策，這就是蒙特梭利式的兒童教育法———兒童就是民眾。他的所言所行，如果違反了這個兒童的意向，他就得讓位于別的老師。因此，對于刺耳的論調，有弊無利的行為，不妨稱贊一下，甚至還可以加以鼓勵；然而在暗中卻要保持謹慎，等待著明智、仁慈的社會救星，一旦時機到來，就突然轉向，恢復固有理智。剛才是隨身附和，而現在是在一旁靜聽了。”由于數百萬乃至億萬公眾中任何人都無須為“公眾輿論”承擔個人責任，“公眾輿論”本質就是易變和健忘的，這一策略成功的幾率因而相當可觀。不必費力尋找其它國家和時代的案例，我們只要回想一下我國臺灣地區陳水扁等政界頭面人物的言行何其善變，何其“永遠正確”卻沒有一以貫之的立場和邏輯，就可以充分認識到這一特點。如果能夠操縱、制造“公眾輿論”，一時的政治收益就更大了。然而，由于這種“成功”帶來的易反易覆政策環境，由此而加大的企業經營和科技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這一切真的有利于公眾自身嗎？
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全世界反核運動勢頭一時高漲，德國環境部門更宣布將于2022年關閉所有核電站。可人們既不愿意降低生活水平以減少能源消耗，又要求減少消費化石能源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又反對核電，那怎么可能做到？無論那些當時投入非理性“羊群行為”反核運動的示威者們多么情緒激昂，他們遲早必須直面現實。從長遠來看，人類能源問題的出路只能是核電，我也相信人類最終會開發出比現在干凈得多的核能技術，這樣的技術也只能在現有技術基礎上發展而來。那些狂熱的綠黨活動家們難道真不明白這條淺顯的道理？恐怕是一時的選票利益壓倒了理智吧！果不其然，到了2012年2月初，在寒流襲擊之下，德國用電需求激增，眾多昔日反核運動示威者血液冷卻到了容許冷靜理智思考的地步，部分此前已經關閉的核反應堆重新啟動。
……
如果說西方國家還有幾百年積累的豐厚家底可供折騰，如果說香港特區經濟社會發展遭受某些挫折還不至于危及國家全局，那么，我們又有多少家底可供折騰？我們能經得起把國家穩定發展全局當作兒戲的代價嗎？歷史已經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希望我們全體人民共同交出一份對歷史、對自己、對子孫后人負責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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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與工業化
第一章：工業化——近代以來中國經濟主旋律及其成就
第二章：盛世危言——中國制造業繁榮下的潛在危機
第三章：前堵后追下中國制造業之困
第四章：升級與轉移——中國制造業突圍之路
第五章：中國制造業是否會自廢武功？
確實，我們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公正，這也是我一貫的主張。但是，我們目前改善收入分配主要只能采取增量策略，通過提高增量中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來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不能對存量大動干戈而冒引發社會震蕩風險。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微觀層次生產環節激勵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不是僅僅激發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積極性而令絕大多數勞動者為之氣結；在宏觀層次擴大有效需求總量，特別是將有效需求集中于國內產業部門而非國外產業部門，從而令有限的消費需求最大限度地發揮拉動國內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所謂“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在大多數時候并不對立，而是統一，我們要防止人為地將這兩者對立起來。
同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2012年經濟增長目標是7.5%，并不等于增長實績一定是7.5%，而是很有可能突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基本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制定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的一貫做法是留有余地，除大躍進等特殊時期的少數年份外，幾乎年年如此。這個做法是吸取了蘇聯工業化的經驗和斯大林的建議，目的是避免因無法達到過高增長目標而挫傷國民士氣。1952年9月3日，斯大林與蘇聯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接待就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前來“取經”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會談中，斯大林向與會的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三年恢復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遞增速度為百分之二十，應下降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辦到的原則來做計劃，不留后備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后備力量，才能應付意外的困難和事變。斯大林總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額完成，這是一種鼓舞，可增強信心，增加干勁！周恩來也提出“訂計劃要瞻前顧后留有余地”。了解這樣一些傳統，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和預見中國政府的決策。
（四）造就理智產業發展輿論環境
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經濟政策在很多情況下并非取決于官方對經濟原理的理解，而是受制于公眾的態度。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對于富有雄心的政治家而言，即使明知頗有神秘本質而近乎盧梭所謂“共同意志”的“公眾輿論”不可行，與之明確對抗也是政治上不正確的行為，政治上正確的辦法應當是隨聲附和，等待時機調整立場。正如凱恩斯《輿論的轉變》一文所描述的那樣：“近代政治家們的執政手法就是隨聲附和，民眾要求什么，他們也跟著主張什么，所實行的政策也是同民眾所講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們相信，依據愚蠢言論而實施的愚蠢行為不久就會自行暴露，到那時，他們就有機會丟掉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較明智的政策，這就是蒙特梭利式的兒童教育法———兒童就是民眾。他的所言所行，如果違反了這個兒童的意向，他就得讓位于別的老師。因此，對于刺耳的論調，有弊無利的行為，不妨稱贊一下，甚至還可以加以鼓勵；然而在暗中卻要保持謹慎，等待著明智、仁慈的社會救星，一旦時機到來，就突然轉向，恢復固有理智。剛才是隨身附和，而現在是在一旁靜聽了。”由于數百萬乃至億萬公眾中任何人都無須為“公眾輿論”承擔個人責任，“公眾輿論”本質就是易變和健忘的，這一策略成功的幾率因而相當可觀。不必費力尋找其它國家和時代的案例，我們只要回想一下我國臺灣地區陳水扁等政界頭面人物的言行何其善變，何其“永遠正確”卻沒有一以貫之的立場和邏輯，就可以充分認識到這一特點。如果能夠操縱、制造“公眾輿論”，一時的政治收益就更大了。然而，由于這種“成功”帶來的易反易覆政策環境，由此而加大的企業經營和科技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這一切真的有利于公眾自身嗎？
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全世界反核運動勢頭一時高漲，德國環境部門更宣布將于2022年關閉所有核電站。可人們既不愿意降低生活水平以減少能源消耗，又要求減少消費化石能源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又反對核電，那怎么可能做到？無論那些當時投入非理性“羊群行為”反核運動的示威者們多么情緒激昂，他們遲早必須直面現實。從長遠來看，人類能源問題的出路只能是核電，我也相信人類最終會開發出比現在干凈得多的核能技術，這樣的技術也只能在現有技術基礎上發展而來。那些狂熱的綠黨活動家們難道真不明白這條淺顯的道理？恐怕是一時的選票利益壓倒了理智吧！果不其然，到了2012年2月初，在寒流襲擊之下，德國用電需求激增，眾多昔日反核運動示威者血液冷卻到了容許冷靜理智思考的地步，部分此前已經關閉的核反應堆重新啟動。
……
如果說西方國家還有幾百年積累的豐厚家底可供折騰，如果說香港特區經濟社會發展遭受某些挫折還不至于危及國家全局，那么，我們又有多少家底可供折騰？我們能經得起把國家穩定發展全局當作兒戲的代價嗎？歷史已經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希望我們全體人民共同交出一份對歷史、對自己、對子孫后人負責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