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頒發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中國制造2025》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提出了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以及“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2015年9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夏季達沃斯論壇之際，專程考察了東北裝備制造業基地，稱贊中國裝備“大塊頭有大智慧”，強調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的重點、難點和突破口都在制造業，并希望中國企業要抓住國家實施《中國制造2025》重要機遇，瞄準市場需求推動裝備制造業智能轉型，在國際產能合作中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闖出世界品牌。

　　 中國制造業面臨的約束條件趨緊

一是外部市場環境和需求條件持續惡化。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都相繼將制造業回歸本土提升為國家戰略。這對中國制造業產品的需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和擠出效應，導致中國制造業出口嚴重下滑。同時，由于土地要素價格和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外商在華投資規模也呈持續下滑態勢。中國制造業正面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承受著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低端制造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的雙重擠壓。隨著傳統制造業加工和組裝基地以及外資企業代工廠陸續遷移到東南亞等周邊國家和地區，不少地方面臨著制造業空心化的潛在危機。

　　二是本土制造技術碎片化現象日益嚴重。在“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大背景之下，本土企業雖然參與了跨國公司提供的一些配套業務，但并未真正獲得跨國公司先進的核心技術，并且加工貿易出口的承擔主體仍然是外資企業，甚至在一些核心零部件制造環節還出現了技術的逆向外溢現象。伴隨著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撤離以及加工制造業基地的外遷，一些制造業集聚程度原本比較高的地區，一方面存量制造業務在流失，另一方面新的產業業態和制造業技術光譜尚未形成，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產業斷檔和技術碎片化現象。

　　三是制造業的資本泡沫化程度愈演愈烈。在本輪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些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企業雖然經營利潤相當微薄，但為中國貿易順差、積累外匯儲備作出了巨大貢獻。遺憾的是，很多制造業企業在高利潤誘惑下競相投向房地產業，而對企業后續的研發創新、質量提升、品牌創建等核心環節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產業資本不斷流出制造業部門，進入虛擬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領域，導致中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持續退化和經濟結構、產業體系的嚴重失衡。

　　四是產業空間布局不均衡程度在不斷加劇。改革開放以來，在“外資牽引”和“老板進城”聯合主導的代工模式下，中國產業空間布局存在著東部產業過度集聚、中西部產業結構和產業體系日漸衰落的現象。沿海發達地區在全球價值鏈與國內價值鏈之間，不僅沒有很好地充當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轉換器角色，沒有履行好產業向中西部有序轉移的二傳手功能，有的地方甚至成了虹吸中西部廉價資源和要素，再將財富和人才持續向海外輸送的傳送帶。這樣不僅加大了破解“胡煥庸線”難題的壓力，也不利于應對日益動蕩的西太平洋周邊形勢的變化。

　　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關鍵環節

第一，編織中國制造業光譜，培育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基因。一是要學習和借鑒日本“不與新興國家比體力”、“以活性化為目標的人才開國”的經驗做法，將注意力集中到智慧制造的比拼上。二是要學習美國制造技術互換性原理，以發展“共性技術”為抓手，大力提高技術效率，形成中國制造業的技術譜系，避免制造技術碎片化。三是學習德國設備制造、汽車工業和能源工業的經驗，將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自動化高度集成于“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利用物聯技術編織中國制造業品牌光譜，培育中國制造業產業基因。

　　第二，統籌要素的協同作用，培育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公地。要充分學習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管理經驗，將資源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制造業投入要素的質量和價格的獲取與控制能力。一是學習德國經驗，發揮國家大學系統的科學家對本國基礎工業技術創新的核心作用。二是學習日本經驗，強化裝備制造的企業組織、跨企業協作以及成本精細化管理。三是學習美國經驗，加大風險投資對信息技術、計算機科學、生物制藥等基礎領域的金融支持。在未來10年中國制造業發展中，要科學統籌資源、資金、人才、技術、市場和制度的協同作用，利用平臺技術和整成技術，塑造W型價值鏈，培育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公地。

　　第三，抓住國企分類改革契機，利用資本市場紐帶引導企業合理布局。中國制造業領先能力不僅源自于企業本地化的根植性，還源自于企業通過自我投資和自我學習成功塑造結構、技術和市場的“錢德勒三重基準”。要依據產業領先能力在企業、部門和國家層面的差異化定位，實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靈活布局。通過對產業層面施加影響，制定產業政策，并以重大項目工程和平臺建設為抓手，塑造部門和地區支持系統。

　　第四，要根據行業屬性和技術生命周期，靈活采取共性的產業扶持政策，真正做到對國產化裝備的“首購首用”。以機械制造行業為例，二戰后美國先于西歐和日本采用規模化生產技術，為美國廠商主導的機床業提供了龐大的國內市場。后來，數控技術的出現又為機床的設計提供了技術突破口。同時，美國和日本國內市場對機床需求的差異，又迫使日本機床廠商開始設計并銷售低成本的電腦數控機床。而伴隨著市場細分的逐步擴大，日本廠商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得以維持。同樣，在化學和生物醫藥行業，美國企業在國內廉價而豐富的石油以及有機化學產品市場需求迅速壯大的支撐下，著手開發石化產品和加工工藝。美國企業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國大學對開發石油的共性技術發揮的關鍵作用，美國制藥企業領先能力的提升主要是得益于美國政府的大力投資，而美國在電子信息和計算機科學上的優勢，則是得益于美國國防部的采購和研發計劃，包括國防基金和風投基金的支持，以及美國國內大規模商用大型計算機市場的大量采購。

　　第五，要善于發現和捕捉產業演化過程中主導技術的突破點和間斷點，靈活選擇部門政策和通用政策。比如在數控機床產業，數控技術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間斷點；在化工產業，作為基礎投入品的石油開采是一個間斷點；在制藥產業，抗生素的發明是一個間斷點，而生物技術的出現是一個更明顯的技術間斷點；在半導體產業，集成電路和微處理器的出現是技術的間斷點。當然，識別和捕捉技術間斷點的出現是一個復雜而又多變的問題，沒有一種模式能適合所有的產業，現實中很難預先設定，需要通過共享全球關鍵技術和要素流動獲得戰略機遇。政府部門需要靈活運用部門政策和通用政策，激活本土企業沉睡的創新基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