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鈑金行業網】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諸多難題與困惑中，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多年來政府與其他社會各界均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發展狀態仍舊令人擔憂。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的生產總值、稅收、就業都早已是半壁江山，尤其是就業，占據了七八成的比例，因此民營經濟的興衰決定著就業穩定的大勢，而就業又是關系到消費與城市化的重要課題。總而言之，民營經濟發展不好，我們國家就沒有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動力。

“民營經濟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活躍市場、刺激市場多樣化、推動經濟健康向好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馬遙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談道，“然而，國有企業在融資及社會資源方面的種種優勢從各方面與民營企業拉開差距，使得民企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上無奈地被置于次要位置，其發展前景飽受壓制。”

這種壓制在一些傳統壟斷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據報道，截至2008年，我國私人控股在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鏈中只占13.6%，在金融業占9.6%，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中占7.8%，在交通運輸倉儲和流通業占7.5%，在水力、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中只占了6.6%的比例。

大型企業尚且難有一個公平施展拳腳的擂臺，更多的中小微企業更是步履維艱。在當下，民營中小企業正面臨著“三荒兩高(人荒、錢荒、電荒、高成本、高稅負)”的生存困局。

在民營企業的面前，始終存在著看不見的“玻璃門”。

政策：一直在努力

事實上，民營經濟的發展一直是國家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從近年來不斷出臺的政策可窺一斑。

2005年，國務院出臺了國內第一個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的系統性政策文件《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非公36條”，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并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一年之后，國資委又出臺《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僅在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7個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而對其他行業則基本放開;2007年出臺《反壟斷法》，制約國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2010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簡稱為“新36條”，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市政、住房、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技工業等領域，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并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與非公36條相比，新36條最大的差別在于直接落腳于民間投資，針對此前的整個非公經濟范圍有所縮小，但也更加明確，并在表述上從“允許”轉為“鼓勵”，并增加了政策性住房建設，商貿流通等領域。

不光如此，“新36條”出臺之后，國務院一改以往“有原則沒細則”的做法，于2012年“兩會”期間要求各部門在去年上半年要出齊貫徹落實“新36條”細則。隨后，發改委、證監會、國資委、銀監會、衛生部等各部門共出臺了42個相關實施細則，涉及醫療衛生、民航、金融、鐵路、能源、市政、廣電等多個傳統壟斷領域，同時有18個省區市政府出臺了當地的實施細則。

可以說，新舊“36條”是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的標志性文件，隨后關于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文件，是以新舊“36條”為基礎的。這些政策及其實施細則對民營打破“政策玻璃門”與“體制玻璃門”助益頗多。在2012年前5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67743億元，同比增長26.7%，高于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6.6%，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2.2%。

去年3月，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中退出，進一步消除制約民間投資的制度性障礙，拓寬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市場空間。

隨著各項政策的陸續出臺，我國的民間投資也呈現快速增長勢頭，有力拉動了國民經濟增長。馬遙表示，縱觀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歷程，民營經濟在我國的市場地位總體趨勢仍然保持上升。在此過程中，國家對市場經濟的號召功不可沒。

然而，我們現在更需要高度關注壟斷行業與國有企業自身利益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約。有些部門政策與“新36條”相矛盾，客觀上限制了民間投資，排擠了民營企業，“投資無禁區”的倡導在許多重要領域并沒有實質性進展，形成了實際上的“利益玻璃門”。“利益玻璃門”的存在使上述政策在施行過程當中無法實現預期效果。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依舊步履維艱。

障礙：從未被打破

“新舊‘36條’實際上很難落實。”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羅仲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當中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只要這些問題不解決，民企面前的“玻璃門”就無法消失。

“一是意識形態。在私有財產合法性保護方面，大家心里沒有安全感，所以要么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去，要么就炒作，企業家沒有動力，不愿意做長遠的投資，行為趨向短期化和投機化。”他表示，我國的產業升級恰恰需要長期行為，需要積累、投資和沉淀。“但現在誰去做?都只想著迅速地套到錢，炒房地產，炒戰略性資源，炒黃金，炒字畫，炒石頭……沒有人去真正干實業、搞建設、積累核心能力。”

羅仲偉告訴記者，一些沿海地區的民營企業不是拿不到訂單，而是不愿意做。“現在招工又困難，農民工還不好管理。民營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市場秩序不好，行業不公平，都去炒證券就能掙大錢，那誰還會踏踏實實地去做事。”在他看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耐心、踏實以及長期投入的階段，需要培育新的核心能力。“但整個社會心態不好。我們面臨著整個社會變革的重大時刻，電子商務的出現提供了更多商業模式創新的空間，但也容易帶來暴利，缺少踏踏實實做事的人。”

第二個方面是市場秩序混亂。“有很多人說正是市場經濟導致人們坑蒙拐騙、唯利是圖，其實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會有這樣的負面作用，它不允許這樣，它是一種法制經濟，是一種誠信經濟，但現在整個市場沒有誠信，整個市場秩序混亂，守法經營者得不到利潤，最后血本無歸，還沒地方去說。于是大家都去坑蒙拐騙。”

羅仲偉談道，在改革開放初期，市場是一個真空，所以我們抓住契機扶持市場轉移，但現在沒有這樣的條件了。“我們需要對原有的產業基礎靜下心來，完成在核心能力方面的積累與提升，而積累要靠人。”他告訴記者，這個問題必須與城鎮化的主題相結合。“現在很多企業的農民工每年都大換血，農民工在外面打工，不能夠就地轉化為公民，沒有戶口，因此總是在流動中。我作為一個企業家，我愿意去培訓這些員工嗎?今年他在這兒，明年他不一定來了。”

除了底層的農民工，專業技術工人等其他較高水平類型人才同樣難以沉淀。“中國的勞動者得不到尊重。像工業強大的德國，不僅靠科技隊伍，更有眾多水平很高的一線技工工廠會培訓他們，他們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都不亞于工程師、科學家，所以會有人沉淀下來去。”

第三方面的問題就是利益集團。“或者說，國有企業。”羅仲偉說。

他表示，國有企業是一種特殊的企業，擔負著國家賦予的特殊職能，不是完全憑市場競爭，背后有國家信用在起作用，所以融資容易，也就容易對民營企業造成擠壓。“民營經濟和國有企業永遠都不可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因為政府需要國有企業作為一個調控經濟發展的工具，永遠不可能真正政企分開，因此也必然帶來整個競爭環境的不公平。”

他還談道，由于國有企業的存在，憑借各種便利條件占據了更多本身并不充裕的資源，擠壓或擠出了民間投資。

意識形態與市場秩序的混亂以及利益方的存在，使我國民營經濟如同一只撞入松油的蜘蛛，緩慢地揮動著腿，看不清前路。

民營經濟：路在何方

意識形態與市場秩序的轉變需要長期浸潤，或許“利益玻璃門”是目前而言相對較為顯眼的一道。制約國企在競爭性行業的分布，給民營經濟騰出更多空間，是許多人的呼聲。

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小企業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小金融機構的放開，使廣大中小企業的融資壓力與成本大大緩解。經濟發展最大的活力來自民間，如果卡住民間資本，民間資本就會離開實業到處投機。

的確，如果國有資本在競爭性領域分布過寬的局面不改變，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就相當困難。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曾向媒體指出，應盡快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給社會資本投資騰出更大的空間。他建議，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的重大作用;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為加快人口城鎮化創造有利的條件。

羅仲偉表示，現在的民企一是對政策有依賴性，政策給好處就做，企業上市政府要給獎勵，做個戰略也要資助，缺乏內在的發展要求;二是快速模仿;三是廉價資源。“但現在廉價資源越來越少，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幣在升值，環境約束在提高，資源價格在上升，成本升高是肯定的。民企只會越來越難。同質化的低成本競爭已經越來越不現實了，需要轉變方法。”

馬遙向記者表示，始終強調多樣化經濟、對民營經濟加大重視、堅持國企改制、優化國內融資平臺、適當放開部分領域對于民企的限制是幫助民營經濟脫離困境的主要辦法。

“政府部門的支持及其對于宏觀經濟的引導作用在此過程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社會各界的監督職能與支持態度也必不可少。”馬遙說。

對于政策實施過程當中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政府有關部門表示，希望民營企業進一步夯實基礎，增強自身進門的能力。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曾表示，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行業重要的領域門檻還比較高，因此民營企業必須在資金、人才、管理等方面提升水平，提高自己“進門”的能力。

對此羅仲偉表示，產業門檻的存在是必須的。但是要用市場的方法來做。“該有什么門檻就是什么門檻，但必須是市場自身有的門檻，通過市場選擇，要有一種標準。政府就管標準、維護市場、改善環境、為市場服務就行了，不要去配置資源、操縱市場。”他還強調，一般的競爭性領域根本不該有門檻，如果要在某些領域給民營企業設置門檻，就必須開宗明義地講清楚原因。“國企應該從競爭性行業里退出，再這樣下去肯定會影響市場秩序。”

“我國經濟依然處于不斷地改革變化中，如國企改制、金融體制改革、基建領域引入民資等方式皆是政府對于經濟市場化作出的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距離真正的市場化還有相當距離，中國經濟任重道遠。”馬遙說。